母亲是醴陵南桥人，曾是童养媳，家里穷，子女多，又重男轻女。作为大姐，根本没有机会读书，从小就要帮父母做事养家。除了农活，还要跟大人做工，一起到江西用独轮土车拖煤。所以解放时逃离封建家庭投身了革命工作。
　　所有文化基础就是在送小了近十岁的弟弟到学校念书时，恳求老师跟着读的一年多小学。那时求知欲很强，却没有机会，想跟家人学算盘，但晴天要做工，雨天老人又不让：下雨天的算盘学不得啊！
　　说实话，因为她文化低，读书时我还有点看不起她。
　　
　　与父亲相识是组织的介绍。当时都是大龄青年了，父亲认识个出身不好的女人，组织上不让，就介绍了他们——都成分好、家世清白、参加革命工作早。
　　第一次约会看电影，从头至尾两人都没说过话，以至母亲几十年后都在笑父亲：直到结婚都没牵过手。
　　一床被子，一个箱子，公家借个床，预支十来块钱（当时实行津贴制，每月也就几块钱），就算成家了。
　　双方家庭负担都重，几十年来没“抻抖”（醴陵方言，舒展的意思）过。六０年过苦日子时，吃过糠粑粑和观音土，得过水肿病。后来为了对老人尽孝，让子女吃饱，自己就常饿着。
　　懂事起，印象中家里总是捉襟见肘、入不敷出，老是欠新帐还旧帐。我十几年都是穿舅舅、哥哥小了的衣服，十八岁那年才穿上一双外公留下哥哥穿过的“三接头”皮鞋。没有新衣，没有零用钱。
　　记得小时候也要过母亲五分钱，犹豫半天买了根四分的绿豆冰棍（白糖冰三分、雪糕一毛），实在是看小朋友都吃，眼馋了。小学时为了四块多钱的学费，在家里大哭大闹，害得母亲在旁伤心落泪，至今那情景仍深深刻在心底。
　　
　　母亲的第一个儿子一岁多就因发烧而夭折，当时父亲在开会，母亲打电话到单位叫人通知，但那人因为原则性强没有通知，以至后来抢救不及，几十年后母亲说起那人，还是满腔的怨气。
　　不过也许有他就没我了，父母工作都忙，孩子多了无法带。母亲六十年代响应主席号召下放，在王仙做票证发放，父亲一直是一个黄挎包在农村奔走，都没有更多的精力照顾小孩，我们常常都被丢在湘西外婆家或邻居家。所以有时也会觉得，我是不是承担着两个生命的责任。
　　那时母亲进城交票证顺便会父亲，常常要搭小火车到黄泥坳车站（现已废弃），或乘汽车到北站（现解放路中心），然后背上背一个，手里抱一个牵一个，包里揣着票证，逃荒似的赶来。
　　有时候也会带我们到山村里去，一次过铁路时有火车，她开始紧牵着我，等火车近了慢慢松开手，然而就在火车头距我们几米的时候，我冲过了铁路。母亲气急败坏，好象打了我PG，后来还绘声绘色地跟人家说。那一年我五岁，许多事已记不清，但母亲讲话的样子就象在眼前。
　　
　　我出生时父母亲都已三十好几，家被造反派抄了，母亲躲在吉首生产。然而不幸是难产，医生又不地道，好多实习的，把我在肚里就快揉熟了，最后决定手术剖腹，保大不保小。而封建的姥姥（母亲的奶奶）拄着拐杖在医院大骂：接了一辈子生，那有动刀的！
　　就这样来到人世，带着医生留下的记号：额头和脚踝上各一条深深的伤口。以后的时间就是老跑医院，用纱布在伤口里抽脓。而母亲也落下了肚子怕冷的病根，不管多热肚子上都得系东西。
　　小时侯体弱多病，经常发烧什么的，总是母亲背着进医院打针。而每次母亲都无奈地对医生说：下药重点吧！要么就快诊好，要么就一下诊死。N年后，我患了皮肤瘙痒起“风团”的顽疾，只能归结于那时滥用抗生素留下的后遗症。
　　后来我要是犯了错，母亲就会叹：冤孽啊！而妻子总说母亲最不喜欢我。
　　
　　成长过程到没让父母操心，他们也没什么时间管。记得在王仙上小学时，有一次经过菜地摘了条黄瓜，谁知一声喊来了好多人抓，我丢都丢不赢，被带到当时的大队部，说要告诉学校和家长，让我担心了好一阵。但后来母亲知道了也只是在睡觉时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。
　　条件好了些后，母亲总是尽力支持我的选择：学画画就花十多块钱帮我买书；搞体育就帮我买运动衣和二十多块的钉鞋。而那时她的工资也就三十多块钱，要付几个老人的赡养医疗费，还要养家。可惜我最终什么也没学成，到是体育锻炼把身体素质练好了。
　　十八岁生日那天我叫了几个同学到家里吃饭，宣告成年。后来当兵了，就再没要家里负担过什么。
　　有时候也想，也许家里管管我会有出息些，因为我并不蠢，只是太好玩，上高中时书包丢在教室里没怎么拿过。不愿守纪律、受约束的性格就是那时养成的，这也让我付出了代价。
　　
　　尽管当兵回家后我不要家里操心，但他们都已退休，反到有时间关心了，父亲不善表达对子女的爱，只有母亲总在不停唠叨着，成了个碰到石头都要“打几句讲”（醴陵话“打讲”就是聊天、寒暄的意思）的人。
　　开始总说不会给我带孩子，谁知我们根本不想要，时间长了老人们又都来做工作，最后还是帮我们带了很多。
　　退休后母亲还打过一段时间工，站过商店柜台、守过传达。她没文化，只有靠自己的勤劳和对身边人善良的关心来打动大家，也确实得到了大家的好评。认识母亲的人都跟我们子女说：真羡慕你们有个好母亲！
　　但实际上，母亲老后对子女很刻薄，所谓“严于律己、宽以待人”在她身上格外现形，她那种精神已经深入到骨子里去了。就拿记得生日来说，很多亲戚朋友的生日她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按时会祝福，而自己子女的却总会忘记。特别是对老姐，因为婚姻等问题有成见，她总是一副格外凶恶的样子，而知道我姐的人都了解她对母亲的奉献。
　　
　　母亲对别人很讲情义，亲戚朋友都喜欢并尊重她。几十年来，老家的亲戚一直在走往，甚至牵连到亲戚的亲戚、祠堂认都不认识的同宗、以及以前对她表示过善意的人。干娘也有几个，有的还登堂入室正式上了碑。
　　说实话，她的亲戚我认识并不多，也反对她到处攀亲，后来公开表明我只认法律规定的近亲属，母亲也只好无奈地说：你们也别管我，我走往了几十年没办法，但也不想牵涉你们这一辈了。
　　写到这忽然想到，可能正是因为别人很尊重母亲，家里人却没注意而很随便，我还经常顶撞讥讽，所以她才对外人格外热情，对家人往往没好脸色。但她对家人的慈爱是体现在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小事上，而不是言语和脸色。
　　对于一些所谓的亲戚，母亲也是很反感的。自己家境不好，还要挣着面子应酬一些自己不耻的人，难免也会有牢骚。但一见面又马上表现得亲密无间。
　　这也是造成我不认那些“瓜篷搭柳树”亲戚的原因之一。后来在我的社会交往中，也一直反对攀关系，总认为人合适就多玩一下，不合适就少交往，一切随缘，不要有什么约束。虽然事实上真的很难做到。
　　
　　父母吵吵嚷嚷过了几十年，父亲先去了，尽管母亲一直怨言很多，却怎么也不能接受分离。直到四年后的今天，每天在家吃饭，他一样给父亲盛饭斟酒。
　　也许是精神的寄托，她越来越迷信。以至如今家里设上了香案，香火不断，时刻为已故亲人祈求超脱、为家里祈求安宁。
　　我有时也调笑一下：以前不见你信，现在党龄都几十年了，还来玩这个！她必很生气，责怪我不能乱说，并表示以前她也信，只是没有条件。
　　而庙里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也摸透了她的性格，常会打电话叫她过去帮忙，或要她做个功德什么的，甚至委婉地威胁不这样会怎么怎么不好。母亲也就这样把自己剩余的精力和财产献给了虚无缥缈的神佛。
　　她固执地认为，为菩萨做事就没有病痛。所以她没有病痛的时候往往找人不到。作为子女已没办法，而别人都会劝我们随她去，好象我们不通情理要约束母亲。后来我也只好自己开解：不在家也好，说明她身体好，如果身体不好成天在家，那就糟了！
　　
　　真的不知道怎么评价母亲，只感觉她很累，从来没有为自己活着。